欣然规往 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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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地2019.07.14 07:07字数(6830)阅读(38)喜欢度(58)收藏(0)点评和评论(12)

欣然规往



    对那天大剧院上演的京剧《红鬃烈马》,我本没有报太大的希望。这是我们大学的戏剧社团组的一个班子,其中几乎没有专业的演员,有的甚至还不够称得上“票友”的水平。一折《别窑投军》下来,光薛平贵就凉了四回调。真的,这不是一个我看不看同校情分给不给学友面子的问题:平心而论,他们的确远没有到能在大剧院的舞台上耍的能耐和分量。这一台京戏的水平与剧院素日里上演的威尔第、莫里哀、理查德·克莱德曼、舒伯特、莫扎特等等相比实在是判若云渊。天知道他们包这场子花了多少钱。

    我不懂戏。当然,要看您如何定义这个“懂”。何为“懂”戏?您可以问问坐在我身边的王与读王老师。他是真正的戏迷。但我每次说他是戏迷的时候他都摇头,腼腆一笑说“喜欢而已”。几番下来,我也就不再称他戏迷。王与读能在弦子响起的第三个音上辩出这个曲调板式,还不仅仅是分出西皮和二黄这么简单——除了《红鬃烈马》,我之前听过《定军山》和《铡美案》,只听过三部戏的我也能分出西皮和二黄来——与读可以分得出哪个是导板,哪个是摇板或者二六,哪个是流水,哪个是慢流水。他对我能叫得出名字的每一出戏里的做功、念白的韵音如数家珍。当初我说不信的时候,他为自证不惜刨了台上的活。那是一出粤剧《武松打虎》,大半段都是武松和西门庆的打戏。两个主角都是名门之后,可惜我如今已不记得他们二位姓名,那一次演出的票根也不知遗落何地。我只好这样讲述:演西门庆这主实在扛不住上了年纪,一个纵叉没劈下去,眼看就要撕胯,与读大喊一声“前弓步!”,角儿就真的立时按稳前脚,身子往上一靠,换了弓步。这还不算什么。武松此处恰也是一个纵叉,按台本两人应该同时落地并二足相抵。这一下子是真正见功夫的所在。现时武松一瞧西门庆改了步态,自己又已然触地,登时使了一个腾腿弹空,双胯一夹便站了起来。与读此时俯在我耳边细声说道,西门庆应该向前出拳,武松必接一个劈腿跳。劈腿跳就是旱地拔葱式的起跃,在空中劈出一个纵叉。台上武松若做这样一个动作,既躲避了西门庆的出拳,又能顷刻间转守为攻,一招制敌。结果果然如其所言,分毫不差。

    这一次刨活回来,与读的夫人我的师母告诉我,与读回家豪饮了七两老白干,一整夜连吐了十五番。他以前从来不喝酒,此后也再没喝过。师母还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唱《打虎》的那两位老艺术家也取消了接下来要去巡演的十余站二十几趟活,就此告老还乡。

    王与读其人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得清楚的。若有这个机会,我也很希望您能跟他当面聊戏。可惜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他一零年秋末辞世了。

    直呼老师的名字,在许多人看来是有违天纲人伦、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但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与读是我的老师,但也不只是我的老师。他还是我父亲的大学挚友、铁杆兄弟。苏联来逼债的那几年,天安门城楼前曾有几番轰轰烈烈的大学生游行,他们两人无一遗漏地参与其中。那几年间的最后一次游行时,人民大会堂方向突然开启了广播,随之到来的是刘少奇主席的亲切声音。游行的人潮瞬时掉头往西涌动,拥挤之间就发生了踩踏事故。王与读拼了老命才把我父亲从地上散落的一堆腐烂的水果、蔬菜和已经踩得稀巴烂的“赫秃子”漫画、用斗大的仿宋体浓墨涂就“苏”“修”、“美”、“帝”、“新”、“打”、“倒”、“沙”、“皇”等等汉字的石膏板当中拖出来,扛在背上逃出了长安街。

    这是我父亲二十年来最喜欢讲的故事。他反复讲,每次讲完他都要意味深长地看看我哥哥,看看我,再看看我妹妹,然后说:“王与读对我有救命之恩,对我们全家都有救命恩啊……”

    但王与读从没仰仗此事耷眼看过我们。他甚至好像都忘了有这么回事。年节父亲带着我们拎着一堆东西登门望访时,他总是很谦虚地这样应承:“哎呀您看,又让您花钱了。”“老哥哥,这牛肉给孩子们补身体吧。我们这老两口牙不好,别回头又糟践了好东西。”他和师娘都是非常温顺的性格,对人和蔼,对事冷静。父亲说,与读两口子结婚三十年来没有赤脖瞪眼地吵过一次架;无论对内对外,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和平地解决。这令他羡慕也嫉妒不已。

    王与读和我爸的交情,是他们俩的。王与读和我的交情,是我们俩的。他虽于我是长辈,但我还是更习惯把他当朋友,习惯称他为“与读”。这也算是忘年交。后来他又成了我妹妹的公爹,又成了我亲外甥的亲爸爸,这关系就又近了一层。关于他的事情,我以后再慢慢说。

    且说这一场《红鬃烈马》,唱到《武家坡》的时候,薛平贵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忽忽悠悠磕磕绊绊,把每一句词都吞掉一两个两三个音节。人群早已噤声,为的是或许能侥幸捡着几个不小心掉出来的字眼。我感到一股焦躁的情绪在我身后蔓延,头顶开始冒汗;仿佛有什么不健康的东西已经入侵了整个展演厅,降得四下一片死寂。到后来,连坐在头一排的我和与读都已经只字难闻。台上与台下被彻底切成了两边:上面只有刺耳的胡琴声和沉重的箭子声奋力撑着场面,台下是成片成片潮水般起起伏伏的嘘声、呵欠声和倒好儿。

    箭子止住,弦子止住。薛平贵前后晃了两晃,便硬挺挺地向后倒去——倒像是一个不错的范大举人——这一倒唬得一旁的王宝钏也掉了身段,垂手直愣愣地站立在旁,踌躇着不知道该去搀还是不该去搀。最后还是扮马达江海的两个小角上场把薛平贵架下了台,顺着前廊一路送往东侧安全出口,正从我眼巴前儿经过。他们的班社又没安排替角,就只好这么草草地收了戏。

    就这微不足道的一点因缘,让我认识了徐步。唱薛平贵的就是他。马达江海抬着他往外赶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他额上的退烧贴,用厚厚的脂粉涂成了和皮肤完全一样的颜色。他在台上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发现。

    徐步是我的学长。这出《红鬃烈马》,唱在一九九一年,我大二升大三的那年的夏季。这年我二十岁。徐步应该是二十五,正在与读手下修哲学博士。我后来知道,徐步除了哲学,还会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他还给自己起了个表字,就像曹植字子建,杜甫字子美,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那样。徐步的字,叫缓行。

    

    



    徐步的事暂且不说。我想先说说我的家里。

    我父亲生在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的第二年,奶奶难产而死。爷爷是新桂系军中的一个营长,在抗战末期升调为团长,解放战争期间率部投诚,旋即释了兵权,解甲归田。参军以前他也是农民,家住在金州县郊的三十里铺,那儿还有佃下的一亩半水田。我其实一直纳闷一个辽宁人是怎么调度到桂系军里的。我问父亲为什么,父亲不言语。可能爷爷也没告诉过他。反正爷爷是回了东北老家继续给地主种田。没过多久土改重新分地,爷爷就分得了他种的那块地其中的一亩三分。爷爷就靠这一亩三分地把父亲拉扯大,还送他上了大学。父亲一九六三年燕京大学*农学本科毕业,回了老家,依然和爷爷住在一起。他放弃了城里所有的工作机会,只一心想回家种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往后出现了一个叫“成分”的专有名词,我至今也没太弄明白它的涵义,只知道父亲就是为了躲避这个才没有留在北京。要说“成分”,我们李家祖辈是军人,往下大半是知识分子:我父亲读的是燕京大学,我和我妹妹读的也是燕京大学。我和我父亲是校友。我和王与读也是校友。

    *作者注:燕京大学1919年创立,1952年撤销,被拆分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院校。此燕京大学是作者借名虚设。

    爸还有一门从爷爷那学来的木匠手艺。虽说不是很专业,但做出来的物什也不至于十分地不中用。父子俩至少拼个桌椅板凳、立个马槽牛棚什么的是不在话下;复杂一点的如钉棺材、打水车,也一样能马虎。爷爷和父亲二人因这手木匠活渐渐地在本村有了名声,在附近村也有了名声。到后来一提起木匠,人家都立刻想到三十里铺李家的老李小李。大家都来请爷爷和父亲做木工,也就没有什么人再挑拣他们的出身了。

    一九六五年,辽宁省闹了饥荒。饥荒是什么样子,我不想说。我也没经历过。但要是没有这场饥荒,我父亲就不能有机会娶了我妈。

    这段故事,父亲不愿意讲。小时候我们几个孩子缠着父亲让讲,父亲就扯下脸来,伸着下巴狠狠地咬自己地上嘴唇,一语不发,把眼睛瞪得通红地看着我们,脑瓜顶上腾腾冒起白烟,俨然一副要吃人的模样。他就这样保持了好多天,逢人便摆出那一副恶鬼一般的面相。他不讲,我们就更加问,直到被用荆条挨个抽了一顿。如今我说的这段故事,是母亲坐在炕前的小板凳上给我们三个屁股蛋上抹着厚厚的青草膏的倒霉孩子讲的:

    三十里铺隔壁的雷家堡闹饥荒的时候,母亲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姥姥姥爷往我母亲的后脖领子上插上了狗尾巴草。那年,我在三十里铺的爷爷也不知如何偷偷存下了一小仓粮食,这天进县城买工件回来路上见路旁跪着这么一家人,看了两眼便觉得这闺女生得俊俏,回到家里就让儿背一筐苞谷去换这个姑娘,带回来做媳妇。父亲那年也已二十三岁,确实该到说亲的时候了。他把筐往姥姥姥爷跟前一掷,只问了句“够吗?”。那一摞摞金子般闪闪发亮的玉米棒子,让姥姥姥爷喜笑颜开。姥姥摸了摸母亲的后脑勺,脸上泛起了饱暖的阳光。随后二老抱着筐就跑回了家,头也没回一下。

    母亲十五岁,就这样进了父亲的家门,在木匠家算是混了一个饱暖的冬天。可等开春,爷爷才察觉到事情不对了。这姑娘模样不赖,可却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让她去织布,她就只在纺车前坐着;让做饭,馒头和窝头都滚成乱七八糟的形状,肉蛋菜就更别提了;让扫地,就把笤帚净往没东西的地儿乱胡撸。爷爷为这事还上雷家堡去问过我姥姥姥爷,得到的答复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打一顿就好了。

    爷爷回家没有打我母亲,但是很严肃地问她为什么不能好好干活。不会织布不会做饭也就罢了,给儿子招来个笨媳妇老李家也认头,日子还凑合能过;不扫地可就是成心了。到底有什么难处,你必须今天同着我们说出来,要不然就别再进我李家的大门。

    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两行珠泪簌簌落下。公爹对不起,我爸我妈骗了您,他们没跟您说,我眼睛有毛病。

    多年以往,我都只知道母亲眼睛不好。为什么不好,还是大姨临终前告诉我我才知道的。母亲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前六个都是女孩,到她这一个时,姥爷也算是认了命,就不打算再要。又不知道哪个算命大师给他占了一卦,说他此生命里该有六女,若要生第七胎,便是逆天行事,必遭恶报。于是姥爷掏光了最后一点儿家底,把从前供给送子娘娘的香火,如今改求了香灰。可到头来还是打了水漂,胎没打掉,倒是几乎毒瞎了我母亲的眼睛。

    姥姥怀我母亲的那一年,大姨早已出嫁。姥爷去求香灰的时候,她正在庙里求子。姥姥打胎这事,她们全家人包括婆家人都知道,唯独我母亲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母亲也已经再没有机会知道了。

    我母亲说眼睛有毛病,爷爷也就没再说什么。可一个瞎娘们儿到底不是做媳妇的材料,爷爷就不同意我父亲娶她了。媳妇没买着,倒是买来一尊菩萨,白吃白喝不干活,爷爷为此抱怨了好些时日。一晃春天又变了冬天。这一天晚间下了大雪,雪停已是半夜二更天。爷爷在邻居家喝了酒,二更半回转家来,开门便撞见了母亲。一是借这酒劲儿;二是为一整年来这无人能诉的忧闷;三是母亲着实生得可人,在幽幽蓝蓝的月光和白白烁烁的雪色之间更添三分冷艳;四是爷爷又已经孤鳏了二十多年……不管怎么的,红光满面的爷爷鞋底画着龙,踉跄着一扑,就钻进了母亲怀里,一把搂住之后拽进厨房里就要扒裤子,刚好被后院里劈完柴回来的父亲撞见。父亲一看登时火冒三丈。怎么?本就是说给我的媳妇,你说不让过门,自己倒背着儿子偷起腥来?枉为人父。枉为人父!父亲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把爷爷按在地上就掣嘴巴。爷爷一翻身,和父亲在雪里打起了滚,几个来回后又被压在了下面。爷爷知道凭自己这把骨头不可能拧得过年轻力壮的儿子,就干脆耍开浑来,扯起牛嗓子大嚷大叫,半夜里整个村都能听见。嚷叫之间净是些腌臜恶毒的骂人话。具体是些什么话,母亲并没有告诉我们。她说到这里很叹了一晌儿气。然后我们知道了后面的事情:父亲一上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抄起那把劈柴的斧子就剁了爷爷的脑袋。

    在乱坟岗上随处挖了个坑掩埋爷爷的尸首之后,父亲带着母亲逃离了三十里铺,往河北去投我的大姨。大姨嫁的人家还算阔绰,家里头有在京当官的二舅爷,也有大学毕业正在保定工作的小叔子。托这份关系在乡下找一间住房不算大问题。父亲母亲就这样在房山安了家。他们一九六六年结了婚。结了婚父亲也不免整晚价做噩梦,梦见他爸爸我爷爷那具没有脑袋的身体一蹦一跳前来索命;有时候半夜里还真的听见叩门声或者乌鸦叫,父亲就更加缩在墙角瑟瑟发抖。此后家里门上窗上犄角旮旯里都绑着摆着桃木枝子,三年下来父亲心里才些微安定一些。可桃木驱鬼的同时也驱子孙,长此以往也不是个事儿。六九年的冬季里,四九的最后一天,父亲终于下了狠手,把一块桃木片钉在自己左手的小手指上,然后手起刀落连根斩下,扔进火盆伴着干艾蒿和茱萸籽一块烧掉,对着东北方向的天空磕了九个响头,家里的桃木才终于撤走。可父亲的心结到底是没有解;如若是解了,我们也不至于挨这么一顿毒打。

    他们七零年生了我哥哥,七一年生了我,七三年生了我妹妹。三个孩子各个身强体健目朗眉清。到七五年上,母亲正怀着第四胎时,中央计划生育的法文正式下到了河北。勒令打胎是不可能的,生出来其实也没有人管。可一旦是要上户口,就得罚很大一笔钱。父母正为此心绪茫然愁眉不展的时候,哥哥李代功说了一句话:

    “送人。”

    哥哥那年五岁,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开口说话。父亲母亲听闻,仿佛得了救命的稻草,对哥哥又是搂又是亲。于是哥哥一路长大都不怎么说话,要说也说得十分简短。这简短的几个字往往又能直指要害——至少十回能有六回——就像一副奇绝的药引子,让父母无论面对多繁复的大殃祸小麻烦,都能在听了哥哥的话之后当即学会抽丝剥茧,破荆斩棘。头几年哥哥很是过了一段被人当神童供奉的日子,后来就逐渐地被人当傻子欺负了。

    我的四弟于是就在我大哥的号令下,过继给了当时尚无子嗣的大姨。

    我家里的事就暂且讲到这儿吧,接下来还要说说学校里的几个人。

    我升上大三的这一年,我妹妹李代价升上了大一。跟她同级进入的新生中,有这么值得提一提的两个男生。一个叫元天明,是我妹妹同龄的发小,当年一起跳过化粪池,一起在河里洗过澡。纵有这样被乡里所有人都看好的青梅竹马的情分,他们二人的关系也没能更进一步。我所知道的妹妹的第一任男朋友,叫党腾飞。他就是我要提的第二个男生。我们在校期间,燕京大学校规尚禁止恋爱,党腾飞这个“男朋友”于是就成了有实无名。但无论如何也是男朋友。元天明与我妹妹是发小,党腾飞与我妹妹不是发小。他们是高中才认识的。而元天明又和我妹妹不在一个高中,他直升了河北唯一一所省属的重点高中,也即我的母校。他们三人这段分合离聚,我怕只能说是上天注定。

    代价后来玩笑般地跟我说,党腾飞追到她只用了两颗牛轧糖。在当年这也算是稀有东西;而且党腾飞把时机掌握的非常准确:一颗送在代价生日当晚,一颗送在她生理期刚过的那天。

    党腾飞的身世,是代价向我讲述的。她当然也是听党腾飞讲的。他是唐山大地震的遗孤,本家姓什么已经不记得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记得还是不愿说,不过那年他究竟只有三岁,不记得,也是完全可能的。但他记得自己小名叫“饼儿”。地震那天,父母双双压死在了筒子楼坍圮成的碎砖乱瓦下。他被母亲压在身下,倒几乎毫发无损。饼儿被救援队挖了出来,交给了他的姑父。灾区水粮紧缺,眼看就要渴死饿死,姑父不知从哪儿弄来门道把他卖给了人牙子,换了两斤白面饽饽和一桶凉水,临别前对半一分,才算救下二人的性命。人牙子带着一批儿童向南开拔,却正撞上从石家庄前往唐山支援救灾的解放军部队。连长见到这辆“冀B”打头的货车就觉得可疑,拦下车来盘问,搜出了铁皮货厢里藏匿的二十几个孩童,有的已经十来岁,有的还没断奶。一并缴获的还有十余支红星毛瑟手枪和两杆土铳子。犯罪团伙被就地正法,饼儿就跟着解放军回到了唐山。回到了唐山,却哪儿也找不到姑父。连长动员了手下全部人到处打听,联络负责失踪人口登记的部门四方查找,还驱着自己带来的巡逻车穿梭在临时帐篷区中一圈又一圈地广播,终于还是无功而返。那一批被拐卖的孩子已有一些被父母认领了回去,还剩下六七个没有着落。饼儿就和他们一起留在了部队里,被当做军人子弟抚养大。后来这支部队也帮其他因唐山地震绝了户断了亲的孩子安排去向,有一些被领养走,剩下的就一起留在了部队里。这支队伍就这么壮大了起来,最后也有数百上千口人。这些孩子中许多并不知道自己本家姓氏,到了懂事的年纪,便要重新取姓。连长请示上级,上级再请示上级,批示下来的建议,是统一姓“党”。名字则优先考虑孩子自己的愿望,他们想叫什么,只要发音寓意不大差离格,就叫什么。如果没主意,再由大人们帮忙起。

    饼儿于是得了“党腾飞”这个名字。

    把这些人都介绍完了,接下来才有故事可讲。


文章最后由 天地(作者) 编辑于2019.07.17 19:51查看所有编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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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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