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在诗词的微雨中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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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蒲柳2019.10.24 13:06字数(5703)阅读(331)喜欢度(260)收藏(2)点评和评论(20)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孙庆耀

旅行的最后一天,与同学约好,下午去拜谒诗仙墓。

此地他应该是满意的,翻遍《李太白诗集》,他在冥冥之中总与青山有着难以割舍的缘分。“青山日将暝,寂寞谢公宅。”后人为了满足他“一生低首谢宣城”的夙愿,将他的坟茔迁移至此。像李白这样的诗词巨擘,坟茔周围却杂草繁芜,映衬着残颓的夕阳,显出落寞与寂寥的模样。一阵风雨过后,落叶将原本幽僻的小径掩埋大半,惟有世人的仰慕与敬畏擦拭尽衣冠冢前的尘埃。

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我看着颇有些低矮的墓碑,不觉心生凄然。说来终究是诗人最懂诗人的,凡间的庸俗夫子不懂,他们每日受着生活的枷锁和营生的负重,断然没有诗人那样的心境。诗人最懂诗人,只因境遇相同、学识相当,便倾吐出如一江东流的春水似的感慨。就如贾岛拖着64岁的病体残躯,千里迢迢来此吊唁诗仙,不幸客死当涂,最终与诗仙在此地长眠,正应了唐代范传正“异代诗流同此路”的谶语。

回到旅馆,窗外的雨却又连绵不断,打乱了我们规划的行程。

这雨仿佛洗去了夏日的暑热,可我总感觉被囚禁、被束缚,想要挣脱雨的囚笼,却又无可奈何。“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在这样深沉的雨声中,也许只有诗意能够带给我暂时的慰藉。

等到返回泰安,雨却依旧淅淅沥沥,终将平日里的苦涩与闷热宣泄尽了,将原本平静的老城变成了浸润着雨水的碧绿翡翠。这翡翠的倒影里,映衬着残血的夕阳,还留有落日的余温。陆放翁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怜北方已经过了秋分,雨季不像春天时那样朗润与清脆,反倒掺杂了许多迟滞与散漫在里面。

接连下雨的这两天,自身被困在村舍这一隅,顿时感觉假期被无聊和闲散充斥着,连后院洪亮的鸡鸣也换做了嘶哑的音嗓。“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先祖时的鸡鸣,就已然与凄风冷雨捆绑在一起了。只不过先祖的鸡鸣中留有诗意,还掺杂着对君子的思慕,比后院聒噪的鸡鸣要强过百倍。

闲来无事,便随手抓起一本书,是金性尧先生编纂的《唐诗三百首新注》,心中不觉乏味。倒没有轻慢与蔑视的态度在里面,只是这样“老生常谈”的书籍,总难以激起触碰阅读的新鲜感。我便又在架上搜罗,唐圭璋先生的《宋词三百首笺注》终在一层积淀的尘埃中被我抽取出来。

这两本书籍的身形显得过于渺小,分量也不够厚重,年代的沧桑感和历史的积淀感,总让人与它们有一种天然的隔膜。

我过去到书店,在标注有“国学典籍”的书架上,常常见到《唐诗三百首》的身影,甚至还与它的孪生兄弟《宋词三百首》捆绑出售。这样的书籍每每被出版社翻新印制,配以精美的包装、花哨的装帧,再加以腰封上各种名家的推荐性语言,总是能成为家长孩子的经典阅读书籍首选。

我并非对两位先生的著作抱有傲慢与轻视的态度在里面,只是这两种选本最为社会所熟知,自然而然成为出版商和社会大众趋之若鹜的“国学精品”。这阳春白雪经历了年复一年的“吹捧”,最终沦为下里巴人的附属品。譬如李太白、杜工部这样的诗人离苍生贴得太近,出版商需要像纳兰性德、仓央嘉措这样的诗人,在资本的运作下贴上符合社会大众的“痴情”“才气”这样肤浅的标签。

出版商总是喜欢愚弄读者,盗版书籍更是如此。不经推敲的注释,标准不一的选本,字音字形的讹误,总是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资本利益最大化。但金性尧先生编写的《唐诗三百首新注》与唐圭璋先生编著的《宋词三百首笺注》是经典书籍里的翘楚,是研究者毕生研究的积淀与心血的凝结。

我手中的这两本还是文革时的旧版本,唐圭璋先生与金性尧先生已经先后作古,但这两本书现如今不知已繁衍到几代的重孙。

我对唐诗文化最系统的印象,来源于余秋雨先生所写的一篇《唐诗几男子》,文章写得酣畅淋漓,全然没有之前所见到的作者抒情过甚的弊病。文中讲到:

唐诗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全方位的美学唤醒:唤醒内心,唤醒山河,唤醒文化传代,唤醒生存本性。

我想,踏着中国封建社会顶峰——289年的唐朝——而来的那一群诗人,承接着“风骚”以来的诗歌美学基因,遇到唐朝盛世这样一个高度自由包容的朝代以后,便如堤坝泄洪般,携卷着对诗歌的赞美汹涌而去。盛世铸就了唐诗,唐诗存留了盛唐。

我至今仍觉得,一个国度文学的繁荣,是与其开放包容的态度分不开的。

孟浩然写“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惹得唐玄宗抱怨:“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抱怨终归是抱怨,你不愿蹚朝堂污浊的浑水,也便将其放归襄阳,任由漫游吴越,不见半点嫉恨入骨的影子。若是遇到清朝敏感而多疑的帝王,一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便说将“壶儿”暗指“胡儿”,孟浩然的诗歌生涯恐怕就此结束,即使像梁鸿那样逃到远离京都的齐鲁,恐怕也终日惶恐不得安生。

说起唐诗,绝对离不开三个人的名字: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在《唐诗三百首》里所被选录的诗歌也是首推的翘楚。

白居易倒还安逸,尽管终其一生总给人一种郁郁不得志的心理阴影,说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弄得好像自己抑郁悲愤被朝廷背弃,但现在想来,与我们为情所伤时听情歌不自觉得流下泪来并无区别。少年时才华横溢,中年时渐露锋芒,晚年时纵向安逸,白居易确实走着一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和羡慕的人生道路。尽管与好友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也曾掀起诗坛一阵不小的波澜,但终究沉寂下去了,不过像《长恨歌》《琵琶行》这样他未曾看重的诗篇却被人们广为传颂。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唐宣宗李忱这样的官方评价,在当时算作是极为至高无上的荣誉了,连他的前辈们都未曾享受过。

李白和杜甫总是历代诗词选集所难以绕过的两座高峰。一个纵情恣肆,追寻屈子漫游天际的脚步;一个深沉醇厚,静听《诗经》百姓黎庶的声音。过去我总觉得,杜甫应该是长于李白的,毕竟能写出“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怀”的定然是个白鬓青丝、斜插一支枯朽发簪的垂垂老者。现在想来不觉好笑,可见通过诗人的文学作品所投射出来的外在形象的生命基调,往往存在巨大误差。就如同能写出“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宋之问,断然想不到他能做出攀附权贵、谄媚取上之举。

过去我喜欢李白和李贺多些,只因他们天真烂漫,仿佛具有无穷的想象力。蘅塘退士出于“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等复杂的考虑,在《唐诗三百首》里不收李贺的诗,连“孤篇技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也未见收录,总感觉不免遗憾。李贺作为中晚唐诗坛上颇为怪异的明星,尽管有堆砌词藻、铺陈语言的弊病,但“昆山玉碎,芙蓉泣露”总还是上乘的佳作。李白自然不同,语言飘逸而不凝滞,风格流畅而非放荡,洗净了《楚辞》后期空有华辞而无佳篇的顽疾,“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现在我更喜欢杜甫,只因一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能将汉语词汇运用到出神入化境地的,总不免要掩卷慨叹不已。我总感觉杜工部忧愁过甚,面对满目疮痍的山河和铁骑踏破的国土终日难安,以致晚年的诗风更为冲淡平和,没有了壮年时那种沉郁顿挫的境地。《缚鸡行》除“注目寒江倚山阁”还留有风采之外,总感觉像老年人无处可言的倾诉,更无外乎“白衣苍狗”“农妇扑枣”诸篇。只一首《江村》的生活刻画却格外令我喜欢。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尤其是颈联,使我每次念及这句诗时,总能联想起小时候与玩伴在纸上画方格做棋局的记忆。

前几天网上有人调侃杜甫一生给李白写了十余首诗,但不及李白写的一首《赠汪伦》。李白自然是给杜甫写过诗的,但确实不必强求,像李白这样天真散漫的性格能够对一个诗坛后辈抱有多少强烈的感情。我们应该看到,仅从字面上来要求两人之间友情的平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毕竟真正伟大的诗人在友情领域里从来都是平等的。

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

闻一多先生曾评价李白与杜甫在公元七四四年的那场相遇是“太阳撞击月亮”的黄天祥瑞,恐怕是仅次于孔子问道于老子的世纪交集。但我觉得当时两人的相遇却没有后世描述的那样激动人心、流芳万古,不及杜甫赞誉李白诗风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来得更有价值。

唐朝是诗的国度,涌现出了大批令后世敬仰的诗人——岑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他们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毫不逊色,都可以作为众星拱月般的人物。

只可惜他们生错了时代,永远屈居于李杜的光芒火焰之下;也很庆幸他们生对了时代,中国的诗歌史册上,在最光辉的时代,永远刻有他们最耀眼的名字。

相较于唐朝诗坛人才辈出的喷涌式发展,宋朝词坛就显得较为落寞和冷清。

谈及唐诗,李杜是黑夜天空中最耀眼的两颗星辰,周围众多星星一次围绕排列,仿佛都要将整个天空挤满,远远望去总感觉星辰浩瀚无垠不见天际。

但宋词的天空反而略显疏淡而寂寥,除却苏辛两座词坛巨笔,外加李清照、柳永、陆游、欧阳修、秦观、二晏、周邦彦、姜夔这样的名家,其余星辰总是显得不甚明亮,甚至有点黯淡无光。恐怕是受到“淫词艳科”的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词的写作一直屈居于律诗创作之下。除李柳这样专职写词的人,其余诸人更多地将词看作是一种无聊消遣,总难免另眼看待。

豪放首推苏辛,婉约李柳无二。

柳永长词慢调确实独步词坛,但太过于拘泥儿女情长了,略显格调不高、情感晦涩。偶尔发发牢骚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也只是感慨身世浮沉之作,倒不如“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张先、“红杏尚书”的宋祁的词风更为清新开阔。

朱孝臧选编的《宋词三百首》选词标准受清朝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影响,初次编录时收苏轼词12首,辛弃疾词10首,远不及吴文英的24首之数。连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未曾收录,可见其局限于格式上的婉转和谐、内容上的儿女风情,语言上的圆润清丽,目光颇为狭隘。

东坡和稼轩的词自然是旁人无法比拟的艺术高度,但苏轼又优于辛弃疾。我感觉辛弃疾一部分词作用典过甚,主旨往往晦涩不明,颇生疑窦,往往需要冗长的注释说明,当然,这与我们文学素养不够深厚也有很大的关系。但终不及“但愿人长久”、“千里快哉风”、“且将新火试新茶”更为贴近黎庶。

纵观宋朝一代,尽管常有豪放派的词人出现,但婉约派一直占据着词坛的主流。手持铜琵琶、铁绰板的关西大汉震撼黄河的吼声,终究没能抵过执红牙板十七八女郎那吴侬软语的缠绵。

但李易安是个例外。

尽管孱弱的宋朝先后有四朝太后辅政掌权,但程朱理学近乎变态似的对女性的贬低与束缚,导致中国女性的地位自宋朝以后一路走低,远没有了盛唐时期那种雍容华贵的女性形象。我看唐朝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画中人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胖也胖得婀娜多姿,身披轻纱,欲露还休,自有一种风流与韵味。但宋画中的仕女往往身量轻盈,衣服紧裹,画家的笔触受到限制,对中国美丽女子的刻画远不及山水画、宫廷花鸟画那样自由舒缓了。

李清照可以说是宋代词坛的一个异数。尽管《宋词三百首》将其排在了最后的位置上。

她的词南渡前颇为清新自然,之后却又转为沉郁深沉,颇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意味掺杂在里面。前期的词作自然是不必说了,多少郎情妾意最终都化作了虚无缥缈的烟雾,只是这雾太梦幻又太真实,令无数文艺女青年醉倒在儿女情长的情谊里,完全忘记了生活还有眼前的苟且和沧桑的现实。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我是在历史课本上读到最末一句的,当时便激动得去图书馆遍寻这首词。词不长,却写尽了儿女扭捏之态,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与活力。要我看来,词写得好不好,细节刻画在一定程度上占了很大的比重,因为细节最难把握、最难描摹。一个作家文学素养水平的高低,从他的刻画笔触中就能略知一二,那些由意象典故堆砌而成的“流水线式诗词”,抛却华丽的诗词外衣,只留下空荡荡的躯壳,没有半分的唯美与回味在。

易安前期拥有一段完美的婚姻,连词作的颜色都是鲜艳明媚的,误入藕花深处后的惶恐,雨疏风骤摧海棠的闲趣,眉头心头两处难放的爱恋,都让人沉浸在这温柔乡里。

苍天到底是嫉妒了。

于是丈夫去世,自己被迫南下,又丧失掉大部分金石典籍,后来又经历再嫁匪人、离异系狱的感情苦痛,易安逐渐消沉,远没有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慷慨气概,独留下“江山留与后人愁”的凄凉诗句。后期的易安,词作若以浓郁深沉、无限感慨为标准,除妇孺皆知的《声声慢》外,当推《永遇乐·落日熔金》: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

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

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面对现实的繁华热闹,她却只能隔帘笑语声中聊温旧梦,无限的孤寂悲凉都融会进了她的血液里。

她只是一个女子,心中思考得却比一般蝇营狗苟的男子还要更加深沉和浓郁。

也可怜她只是一个女子。

初到湖湘时,只因为老杜一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便兴致盎然地去岳阳楼凭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只可惜岳阳楼景点游人之间摩肩接踵,完全没有那种登临怀古的深切幽思。归来时曾胡诌了一首诗:

登岳阳楼

萧瑟岳阳秋,遥追云梦游。层峰接穹雾,江渚近危楼。

叶落何妨老,诗吟徒解愁。几家渔艇子,相与下扁舟。

窗外的雨却还是下着,让我想起蒋捷面对着同样的凄风苦雨,于其中听出了多少哀戚与怜悯,掺杂着挣扎漂泊过后的无助。由少年时的“红烛昏灯帐”,到壮年客舟时“断雁叫西风”,直至老年垂垂老矣,看穿了悲欢离合的转瞬即逝,倒多了几分豁达,也隐藏了多少悲戚?

诗词与人是一样的,位于中国文学高峰的唐诗宋词更是如此。少年见昂扬,中年渐平稳,老年多恳切,诗词的情感都是与人的灵性相通的。

只要是中国人,一生终将是与唐诗宋词相伴的。即使你从未系统地接触过它,但在异国他乡也能见到类似于“月落乌啼”“独钓寒江”的景象,这是我们终其一生与之无法摆脱的缘分。

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了一个诗的国度。

我仿佛身体都熔铸在唐诗宋词氤氲的境地里,只是周围还都是淅淅沥沥的冷雨。

八月初于蒲柳斋

文章最后由 蒲柳(作者) 编辑于2019.11.06 15:13查看所有编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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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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